佛国茶香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雷杰龙 


  今日,普洱茶文化已经成为云南茶文化的统称。普洱市已经成为“中国茶城”,成为普洱茶文化的重镇,但在普洱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,有一个地方应该引起足够重视,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,完成了云南古代茶文化的第一次整合,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云南茶文化。这个地方,就是南诏大理国的故地——大理。 
  正是在大理,最早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经济基础。 
  云南是世界茶树之源,也是最早饮茶和对茶树进行人工种植的地区之一。但在公元8世纪南诏建国之前,却没有对饮茶习俗的文字记载。云南古代饮茶,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,是唐代樊绰的《蛮书》。其卷七,云南管内物产条云:“苍出银生城界诸山,散收无采造法,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。”这条珍贵的史料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,它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: 
  南诏国时期,至少在大理苍洱周边,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饮茶习俗。 
  《蛮书》成书的时候,蒙舍诏已经统一六诏,其部落的主体,尤其是贵族上层,已经从蒙舍诏的发源地——今日的巍山搬迁到了苍洱之间的大理坝子。因此,樊绰所谓的“蒙舍蛮”饮茶法,就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的饮茶法。茶饮,在南诏时期,至少在洱海周边地区已经比较普及。而洱海周边地区,则是当时云南政治经济中心,这里的流行风尚,必然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。可以推断,随着南诏的强盛,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(古昆明城),所谓“蒙舍蛮”的饮茶习俗,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,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。由于拓东城在大理国时期的地位不断提升,成为大理国事实上的另外一个国都(所谓“陪都”,即备用的国都),至此在大理国时期,流行于苍洱一带的茶饮习俗,已经成为遍及云南的生活风尚。 
  南诏国的建立,不仅整合了云南的部落文化,也整合了云南的茶文化,形成了最初的云南茶文化。 
  在南诏统一六诏以前,云南各个部族之间虽已存在不同形态的饮茶习俗,但因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,争斗频繁,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文化交往,但茶叶的种植和茶饮习俗的推广,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。这种局面,在南诏统一六诏之后才有了极大的改善。而这,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”就是明证。根据樊绰《蛮书》卷五中对“银生城”所处地理位置的描述,我们可以推断所谓的“银生城界诸山”,也即南诏统辖下的“银生节度”大致的管辖范围就在今日的普洱、西双版纳地区。而这些地区,离南诏的中心地区苍洱一带,有着不小的距离。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,这些地区出产的茶叶要成规模地运到苍洱一带,没有一个统一政权管理与协调,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,南诏国的建立、发展,不仅整合了云南的文化,也极大地整合了云南的茶资源、茶文化,推动形成了比较普及的云南茶饮习俗。而这种习俗,到了大理国时期,又不断发展和传播,并且随着云南茶叶与内地和西藏地区的贸易不断扩大,云南的茶饮文化对外部世界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。 
  综上所述,正是因为南诏、大理国的建立和发展,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经济基础,极大地推动了云南茶叶的种植、贸易和茶饮习俗的广泛传播。 
  佛教在大理的传播,最早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心理文化基础。 
  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3世纪,云南在以今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之下。这是中华大地上两个极为特殊政权。这两个政权虽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,但由于汉代的西南丝绸古道(东西走向),民间商贸形成“盐铁道”,“茶马互市”的茶马道(南北走向),在这里交叉,又因为佛教由印度随着这两条道路的传入,成为了后来学者们所称的“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”,形成了自己特殊的、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——这就是所谓佛教在这里嬗变为“妙香佛国”的文化传统。在这两个延续五百多年的国度中,佛教文化成为这个国度的主流文化。在这个文化系统的影响下,南诏大理国呈现出诗一样美妙、童话一样浪漫、与中原迥异的各种文化景象。这里几乎家家拜佛,人人信佛,尤其崇拜美女阿搓耶(即观音菩萨),观音堂、观音寺、观音神位,随处可见。苍山洱海之间,处处香烟缭绕,经乐不绝于耳,一派妙香佛国景象。在这个国度里,也要举行一种科举考试,选拔官员,管理国家,但这种科举却是那么另类:第一步考儒家经典,但考得极其肤浅,只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使用汉字的能力,丝毫也不在乎经典后面的义理,第二步考佛学修为,这才是真正选拔的标准,所以这个国度的统治阶层大多是一些深通佛学,清静冲虚的“僧官”。官员如此,国王也如此,特别是大理国的国王,竟然有9人逊位出家。这其中,虽然并不是每一位国王都是自愿出家,但逼迫逊位的国王,并不会人头落地,而是有一个清静之处可去,去了之后也不思复位,不再担心遭到迫害。这种能进能出景象,真正实现了所谓的古代政治生活中的“政治文明”,而这,是充满阴谋与血腥的中原宫廷政治中所难以想象的。上层如此,下层自然也如此。在这个国度里,家家奉佛,人人礼让,互敬互爱,相处如宾,鲜有争斗、盗窃,行为不端者。许多时候,真正做到了中原儒生终日所梦想,但却遥不可及的“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“的大同境界。 
  由于饮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,对禅修具有重要意义。在南诏大理国时期,进行禅修的不仅有出家的僧人,也有在家修行的“阿吒力”,因此,南诏大理国时期,饮茶成为佛教修行者的重要生活时尚之一。而因为整个国度崇尚佛教的文化心理,修行者们的时尚生活方式也受到民间崇尚,被大量仿效。在此基础上,形成了云南茶文化的心理文化基础。这个心理文化基础就是通过饮茶,帮助人们长久地保持清醒状态,在凝然寂静中进入佛门智慧无碍的微妙境界。 
  正是这种心理基础,极大地促进了大理的种茶业。唐宋时期,也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,感通寺周围已经开始种茶。而南诏大理国时期,佛教的流行,并不局限于苍洱地区。苍山种茶的事实,说明在大理的许多地区,都已经开始种茶。 
  大理国灭后,在元朝、明朝、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行下,南诏大理国“奉佛”的文化系统悄悄发生了嬗变,被置换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系统,大理被称为“文献名邦”而不再是过去的“妙香佛国”。但曾经五百年的伟大文化传承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彻底置换的,相反,它以各种民俗的方式保存了下来。这其中,就有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的云南茶饮文化。即使到了明代,大理的许多寺庙还专门设有茶房,供僧人和游客品尝,这说明与佛教有关的茶饮风尚依旧非常浓厚。比如,徐霞客在游鸡足山悉檀寺时,寺内的宏辩长老曾用“三道茶”招待他。 
 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,大理依旧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(号称“文献名邦”),大理对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依旧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。 
  大理外于茶马古道的中心位置,形成了整合云南茶文化的自然地理基础。 
 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有两千多公里,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。而大理地外滇西中部,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,在南诏大理国时代,还是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,也是滇西、滇南的重要茶叶集散地。自清未至民国初年起,大理下关还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、生产和加工地,云南茶叶主产区(普洱、西双版纳、临沧、保山等地)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进行进贡和销售。大理无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,使这里成为整合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。 
  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发现,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最初形成,无论在器物形态上还是在精神文化形态上,大理都是一个关键之地。正是在大理,建立了南诏大理国,最早形成了云南的统一政权,在政治和经济上初步整合了云南普洱茶文化;正是在大理,最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妙香佛国”佛教文化传统,在精神文化心理上整合了云南的普洱茶文化,形成了普洱茶文化最早的文化个性;正是大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,在自然地理基础上整合了普洱茶文化。其实,大理对普洱茶文化的形成的重要作用还不仅限于此。比如,大理汉、白、彝、回等多民族和谐共居的民族生态以及和中原内地的较早交往,极大地整合与塑造了云南普洱茶的品饮习俗,形成了包括“三道茶”、“苦茶”(烤茶)、“乳扇茶”、“蜂蜜茶”、“核桃茶”、“姜茶”、“槐米茶”、“花椒茶”等在内的,既有内地影响又有独特民族地域特色的普洱茶多元品饮习俗。总之,自唐宋以来,大理都是云南普洱茶文化形成与整合发展的一个关键地区,它的功能与作用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 
  即使到普洱茶文化获得现代性发展的今天,大理的地位与作用依旧不可忽视。而这,只需要从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 
  其一,大理是云南,乃至中国、世界的著名旅游胜地,来到这里的人,一般都会受到普洱茶的招待,因之,这里无疑是现代普洱茶文化传播的关键之地。 
  其二,这里有下关沱茶。下关沱茶是1902年加工创制于大理下关的一种普洱茶。在普洱茶文化断代百 年的苍凉时光里,下关沱茶一直顽强而坚韧地存在与发展,从来没有中断。在今日普洱茶的各种驰名品牌中,下关沱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真正延续了百年传统,拥有完整序列文化记忆的品牌。而这,在普洱茶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论述中,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 
  这个意义,当然是极其丰富而复杂的。但只举一例,就足以说明其重要性。 
  比如,下关沱茶与十世班禅、十一世班禅的深厚因缘。这使下关沱茶成为云南著名“佛茶”。而这,无疑是一种象征。在云南大理,普洱茶依旧散发着来自悠远佛国的芳香,萦绕在那种芳香里的奇妙光芒,古老而常新,从未暗淡。 (选自《普洱》2011年第十期)